从“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的发展变化-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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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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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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