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如何与自由主义相结合 会计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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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挑战，210世纪的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阵营的学者不得不作出回应。早在210世纪初，便有1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奋起捍卫儒家的现代价值，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并由此摧生了新儒家这1210世纪极其重要的思想派别，使得儒家思想贞下起元，1阳复起。不过，从210世纪的总体上说，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阵营的学者虽然反对全盘西化，但并不反对在1定程度上的西化，因此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1些基本价值，则颇为认同。正如李明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的焦点不在“中国是否该采行民主政治”，因为“双方基本上都同意中国应采行由英美首先建立，而后逐渐在西方推展开来的议会民主制度。”虽然李先生说的是第2代新儒家与第2代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但把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认同当作儒家的共识，基本上是不错的，至少主流是如此。早在第1代新儒家那里，贺麟先生即有“儒家的民主主义”之说。1958年元旦，海外新儒家做了1件举世瞩目的事情，唐君毅、张君劢、牟宗3、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明确地提出中国需要“民主建国”。然而，在第2代新儒家看来，1个方面从儒家思想来说，能够在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开出民主政治，如牟宗3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徐复观先生的“转仁成智”说等等，均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政治）；从另1方面来说，他们都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则需要有儒家的理想主义为其道德上的根据。这是港台新儒家的主流观点。牟宗3先生的弟子李明辉在《儒学与现代价值》（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著作中反复论证了这1观点，他1方面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依笔者之见，自由主义对于人类的基本的权利与基本价值之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另1方面，对于自由主义者认为儒家思想无法开出民主自由的观点则予以了极力的反驳。
第3代新儒家刘述先并不认同牟宗3的内圣开出外王说，认为“内圣既不是外王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但他同样是自由主义价值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民主不是多能药，有其限制所在，然而，“中国要解开传统的死结，适应现代的新形势，就必须由民本转变为民主”。也就是说，在刘述先看来，不同现代人权自由法治宪政相结合，不深入政治法律领域去努力发掘和开拓，现代新儒学终将难以成大气候。台湾新儒家“鹅湖”系的林安梧，也猛烈地批评了牟宗3的“良知自我坎陷”理论，他在《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1些思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1文中，指出，“良知”隐含了“专制性”与“咒术性”。这种论点就几乎等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了。
第3代新儒家的另1位重要代表杜维明先生近年也致力于使
儒家价值与自由主义相融合。几10年来，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弘传儒学的价值，他扮演了1个“儒家传道者的角色”。杜维明1方面通过对“54”的反思，要求学者摆脱“启蒙心态”，重新认识儒家的价值，另1方面又认为英美的民主具有普遍的价值，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消化西方文明的主导价值，如科学精神、自由人权、政治民主等。在他看来，儒家之“为己之学”所体现的个体自我造就自身人格，并进1步推己及人的人文主义情怀，本身就能有启蒙的精神，若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洗礼，就能完成全面而深刻的价值转换有放诸4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故杜先生主张“站在启蒙的立场来超越启蒙心态”。进而杜维明认为，儒学和现代社会可以相容共进，他在观察、总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儒家资本主义”说，对汉语学术界影响极大，其后刘军宁的“儒教自由主义”、任剑涛的“儒家自由主义”等说法，均可以看出其受杜维明的影响。近年来，杜维明尤其关重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多次就这1话题与许多学者举行对谈。在这些对话中，深入地讨论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互动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了如何让自由主义在中国生长，如何在诠释自由主义理念中发掘自由主义传统资源等问题。
20世纪91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儒学研究与传承进入了1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之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儒学的学者、著作居多，此时则开始出现‘同情性研究’乃至‘传承性研究’儒学的学者、著作”，这1时期，既涌现出了1大批认同儒学价值或同情儒学价值的研究者，也出现了1批以传承儒家道统自任的“大陆新儒家”。除了蒋庆、康晓光等几个特立独行者之外，这些学者也同样对自由主义持拥抱与欢迎的态度。
1995年，邓小军出版了《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4川人民出版社）1书。在邓小军看来，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可以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并落实为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与人权的限制。因此，对邓小军来说，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思想在核心逻辑上具有1致性，此1致性正是2者逻辑结合的基础。作者指出，儒家思想所以未能开出完备的成熟的民主思想，是因为从人性思想到政治思想中，缺少了天赋人权这1关键环节，缺少了权利观念。因此，必须借助于西方的权利和法律观念，才能使天赋人性开出天赋人权，从天下为公开出民主制度。邓小军的工作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有大量的评论，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1996年冬季卷还特意为该书组织了1组书评。尽管毁誉不同，但总的来说对邓小军的努力还是予以了肯定，该书也被认为是大陆学者第1部系统论证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力作。
李泽厚在1999年出版的《己卯5说》中认为，牟宗3主张传统道德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行不通的道路。进而他认为，儒家“第4期”的开展，应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存在主义及后现代思想溶于1体。
《原道》主编、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代表陈明认为儒家思想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主张的落实，从而他认为，“在今天，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则两兴，离则两败。”因此他毫不讳称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主张要“真真正正从内心的需要体验去拥抱这种价值，从现实的情境中寻求方案来落实这种价值。”
另外1名“大陆新儒家”的代表盛洪则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应该是“西方的有形制度与儒学传统的无形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外来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于有了‘根’，这1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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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挑战，210世纪的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阵营的学者不得不作出回应。早在210世纪初，便有1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奋起捍卫儒家的现代价值，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并由此摧生了新儒家这1210世纪极其重要的思想派别，使得儒家思想贞下起元，1阳复起。不过，从210世纪的总体上说，新儒家及站在儒家阵营的学者虽然反对全盘西化，但并不反对在1定程度上的西化，因此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1些基本价值，则颇为认同。正如李明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的焦点不在“中国是否该采行民主政治”，因为“双方基本上都同意中国应采行由英美首先建立，而后逐渐在西方推展开来的议会民主制度。”虽然李先生说的是第2代新儒家与第2代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但把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认同当作儒家的共识，基本上是不错的，至少主流是如此。早在第1代新儒家那里，贺麟先生即有“儒家的民主主义”之说。1958年元旦，海外新儒家做了1件举世瞩目的事情，唐君毅、张君劢、牟宗3、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明确地提出中国需要“民主建国”。然而，在第2代新儒家看来，1个方面从儒家思想来说，能够在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开出民主政治，如牟宗3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徐复观先生的“转仁成智”说等等，均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政治）；从另1方面来说，他们都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则需要有儒家的理想主义为其道德上的根据。这是港台新儒家的主流观点。牟宗3先生的弟子李明辉在《儒学与现代价值》（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著作中反复论证了这1观点，他1方面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依笔者之见，自由主义对于人类的基本的权利与基本价值之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另1方面，对于自由主义者认为儒家思想无法开出民主自由的观点则予以了极力的反驳。
第3代新儒家刘述先并不认同牟宗3的内圣开出外王说，认为“内圣既不是外王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但他同样是自由主义价值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民主不是多能药，有其限制所在，然而，“中国要解开传统的死结，适应现代的新形势，就必须由民本转变为民主”。也就是说，在刘述先看来，不同现代人权自由法治宪政相结合，不深入政治法律领域去努力发掘和开拓，现代新儒学终将难以成大气候。台湾新儒家“鹅湖”系的林安梧，也猛烈地批评了牟宗3的“良知自我坎陷”理论，他在《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1些思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1文中，指出，“良知”隐含了“专制性”与“咒术性”。这种论点就几乎等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了。
第3代新儒家的另1位重要代表杜维明先生近年也致力于使
儒家价值与自由主义相融合。几10年来，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弘传儒学的价值，他扮演了1个“儒家传道者的角色”。杜维明1方面通过对“54”的反思，要求学者摆脱“启蒙心态”，重新认识儒家的价值，另1方面又认为英美的民主具有普遍的价值，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消化西方文明的主导价值，如科学精神、自由人权、政治民主等。在他看来，儒家之“为己之学”所体现的个体自我造就自身人格，并进1步推己及人的人文主义情怀，本身就能有启蒙的精神，若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洗礼，就能完成全面而深刻的价值转换有放诸4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故杜先生主张“站在启蒙的立场来超越启蒙心态”。进而杜维明认为，儒学和现代社会可以相容共进，他在观察、总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儒家资本主义”说，对汉语学术界影响极大，其后刘军宁的“儒教自由主义”、任剑涛的“儒家自由主义”等说法，均可以看出其受杜维明的影响。近年来，杜维明尤其关重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多次就这1话题与许多学者举行对谈。在这些对话中，深入地讨论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互动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了如何让自由主义在中国生长，如何在诠释自由主义理念中发掘自由主义传统资源等问题。
20世纪91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儒学研究与传承进入了1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之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儒学的学者、著作居多，此时则开始出现‘同情性研究’乃至‘传承性研究’儒学的学者、著作”，这1时期，既涌现出了1大批认同儒学价值或同情儒学价值的研究者，也出现了1批以传承儒家道统自任的“大陆新儒家”。除了蒋庆、康晓光等几个特立独行者之外，这些学者也同样对自由主义持拥抱与欢迎的态度。
1995年，邓小军出版了《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4川人民出版社）1书。在邓小军看来，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可以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并落实为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与人权的限制。因此，对邓小军来说，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思想在核心逻辑上具有1致性，此1致性正是2者逻辑结合的基础。作者指出，儒家思想所以未能开出完备的成熟的民主思想，是因为从人性思想到政治思想中，缺少了天赋人权这1关键环节，缺少了权利观念。因此，必须借助于西方的权利和法律观念，才能使天赋人性开出天赋人权，从天下为公开出民主制度。邓小军的工作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有大量的评论，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1996年冬季卷还特意为该书组织了1组书评。尽管毁誉不同，但总的来说对邓小军的努力还是予以了肯定，该书也被认为是大陆学者第1部系统论证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力作。
李泽厚在1999年出版的《己卯5说》中认为，牟宗3主张传统道德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行不通的道路。进而他认为，儒家“第4期”的开展，应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存在主义及后现代思想溶于1体。
《原道》主编、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代表陈明认为儒家思想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主张的落实，从而他认为，“在今天，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则两兴，离则两败。”因此他毫不讳称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主张要“真真正正从内心的需要体验去拥抱这种价值，从现实的情境中寻求方案来落实这种价值。”
另外1名“大陆新儒家”的代表盛洪则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应该是“西方的有形制度与儒学传统的无形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外来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于有了‘根’，这1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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