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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对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的阐述，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以其冷峻奇隽的文风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范式。80年代，韩少功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扛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这两大文学思潮的激流涌动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注人了鲜亮的活水，但引导了潮流的鲁迅、韩少功却从不以开创者自居，秉承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和独立精神，他们坚持以笔为旗，一路前行。

　　而近年来，评论者们似乎已经注意到了鲁迅与韩少功之间的某种关联。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散见于“现代性、国民性、写作立场”等论述基点上，即“从现代化探索的角度，剖析韩少功与鲁迅的精神血缘联系。”“探究韩少功的‘寻根’之笔与‘启蒙’之思与鲁迅思想的联系”、“概括鲁迅与韩少功坚守、包容的写作立场”等。诚然，鲁迅与韩少功的现代性诉求毋庸置疑、对国民灵魂痼疾的思考也是两者最鲜明的共同点，但是笔者以为，两人的思想关联远不止于此，因为“国民性”意指“奴性、愚昧”等，其内涵多为贬义，但是纵观两人的乡土小说，我们发现“对人的关注”

　　即两人的“人性观”应该成为评论的焦点，但是这方面的论文目前还没有。以叙述者“我”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体察韩少功对鲁迅“人性观”的承继、变异和发展，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一、亲近鲁迅：两代作家的精神承继笔者以为，比较鲁迅、韩少功的“人性观”，必先还原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考察作家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两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少年丧父，初涉人世的艰辛与悲凉使其留下了对人性最初的痛感；青年有志，用文学撞开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在社会与个人的冲撞中加深对人性本质的认识；而立之年，个人命运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开始深入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如果说鲁迅先生是在中国文化古老的时空观念上确立了自己独立深切而又鲜活灵动的时空观，使得他可以跳出传统圈子的束缚，超越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峰巅俯察人性的本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那么韩少功的“人性观”则是在时代的裹挟、自觉地追求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带有时代创伤的鲜明印记。尽管鲁迅与韩少功的“人性观”看似有着各自独特的内质，但我们还是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感受到了鲁迅先生对其文学人生的重要影响。

　　韩少功曾坦言：“我最早接触文学，是鲁迅、托尔斯泰那一类，后来读外国现代派小说，但也不是都喜欢。” 可见，鲁迅先生是韩少功文学人生的启蒙者之一，在其后的文章及对话访谈中，从文学思想到创作意识，韩少功总是自然而然地提及鲁迅先生，在谈到“外来语与民问语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他说：“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l3 在谈到“小说道德”的问题上，他说：“鲁迅先生描写阿Q入木三分，这就是小说道德的经典体现??他很懂得在小说中节制自己的道德义愤，恪守和保护艺术的道德。” 在谈到“知识分子品格”的问题时，他说到：

　　“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有几种出路。一种是当小丑，御用文人。??再有一种是当年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 ? 鲁迅先生当时感到痛心甚至绝望的，一个是中国的农民，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谈到“文学创作如何求新”的问题时，他说：“从‘伤痕文学’到所谓的‘乡土文学’，莫不是开始屡受指责或冷落，后来却一度成了模式，被竞相效法几近成‘灾’!” 正是对鲁迅文学思想精髓的继承使得韩少功跳出了当下乡土文学的种种桎梏得以远距离的审度，其作品与众不同。而最能集中体现韩少功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的则是其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上的获奖感言—— “获得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的孤独、沉痛以及决绝。作为一名后来人，我愿在立国、立人、立心的文明薪传中奉献微力，哪怕最终成为可笑的吊客或失败的小卒。” 景仰之情、谦逊之心溢于言表。

　　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关于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必然顺承了鲁迅先生，但韩少功独特的人性观内质也会促使其在汲取前辈精华的过程中自觉地走向某种变异和发展：而这恰恰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助推力。

　　二、走进乡土：人性的书写与重塑自“乡土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学土壤以来，有关“乡土”、“乡土中国”、“乡土小说”等概念含义的阐释层出不穷，几乎从未离开过评论者们的视野。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一种简明的论述概括自己的认识：在中国作家的心中，“乡土”——心灵精神的乡土，它的意指有着很大的伸缩性，即可大可小。感性中的乡土有种水乳交融的亲切，是对游子深情的召唤，理性中的乡土又是对其重新且冷峻地审视，意味着某种背叛与回归。表达乡土其实是一种追问历史和感悟文化的方式。所谓“乡土小说”，就是以“乡土中国”为依托，记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无常的命运，熔铸感性中的依恋与理性中的反叛，展现作家风格各异的人性观，从而探究人性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缺陷，重塑现代人的精神。

　　仔细研读鲁迅、韩少功的乡土小说，我们会发现，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者“我”。而它的存在有时是显性地跳跃在文本之中，参与进叙述的故事，如《孔乙己》、《蓝盖子》，有时是隐性地潜藏在叙述之中，凌驾于叙述故事之上，如《阿Q正传》、《爸爸爸》。但不管怎样，作品中的各色人物还是紧密地聚焦于这一叙述者的视野观照之下，向读者展现人性的扭曲、迷失及复归。

　　1．“人性”的扭曲。“农民”是鲁迅和韩少功笔下的一大人物类型。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统治者凭借封建传统文化牢牢地禁锢了农民的思想，使他们不仅成为中国最稳固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且形成了愚昧、麻木、奴性的群体特征。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时代的风云变幻，固有秩序的支离破碎并没有唤起这一群体的人性复苏，反而走向了人性的种种扭曲。《故乡》中闰土的生活遭遇之所以让人心痛，就在于那一声“老爷”里渗透了已经扭曲的人性罩在闰土身上的无形的卑微、自贱。《阿Q正传》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经典，也在于阿Q身上集中演绎了一幕幕中国农民人性扭曲的悲剧。在隐藏于叙述故事之后的“我”看来，阿Q算不上真正的农民，他比普通农民的境遇还要悲惨，因为他没有土地，没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虽然他可以做短工、割麦、舂米、撑船，有着基本的生存技能，但却得不到作为一个劳动者起码的尊重。作为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缩影的未庄是不会留给阿Q这类人勉强存活的空间的，阿Q的悲哀在于其“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已完全渗入他的思维意识。作为生命个体的他不具备基本的主体意识，他的思想被封建伦理所控制，生活欲望被压制，他的“自尊”建立在现实的虚无之上，无法摆脱的群体特征，最终将阿Q一步步引向了人性的扭曲，进而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焦灼、失语的矛盾关系，直至走向自我的毁灭。

　　如果说鲁迅先生重在阿Q身上挖掘并赤裸裸地展示人性是如何一步步扭曲变形的，那么韩少功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将人性的扭曲进一步深化，引向了意象化的层面。阿Q的人性悲剧是现实的、具体的呈现，丙崽、仁宝则更具象征意义。《爸爸爸》中，叙述者以冷峻的目光远距离地审视，看到的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目光呆滞、行动迟缓的、丑陋无比的、软弱无能的、连翻白眼儿都困难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丙崽形象：他只会说“爸爸爸”、“X妈妈”这两个短语，然而靠着这样的说话能力也能在鸡头寨生存下去；他被后生们欺负，甚至连极小的孩子也可以“侮 辱”他，这个任人践踏的“倒霉蛋”后来却一下子变成 了“丙大爷”，受村民的敬仰和奉承，随后又被人们所抛弃；在村里的老弱病残为了生命的延续而相继赴死的时候，唯独丙崽又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那个简单的符号“爸爸爸”，与其说是一种原始思维，倒不如说是闰土与阿Q的奴性在丙崽身上的体现。同时，在作品中，仁宝被看作是另一个“丙崽”，他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更倾向于阿Q，是一种病态的象征。作者着意抹去了具体的时空，只是虚构了一个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鸡头寨，一个风俗怪异、人性扭曲的社会群体，韩少功以这种“审丑”的方式将人性的扭曲进一步深化，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反省，由此展开对人性之美的强烈诉求，这也是其寻找东方审美与思维优势的体现。妇女问题也是作家的关注点之一。《故乡》中的杨二嫂是鲁迅先生着墨不多但是刻画得最为鲜活灵动的人物。从某种层面上讲，闰土的形象是“不动”的，他的一生浸泡在贫苦之中，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但是杨二嫂的形象却是“游动”的，她的生活境遇经历了较大的反差。这个昔日的“豆腐西施”在“我”的印象中，本是一个美丽端庄、内敛矜持的女子，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爱贪小便宜的悍妇。究其原因，是追名求利的社会挤压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扭曲了正常的人性。而在韩少功的作品中，最能体现人性扭曲的女性形象就是《女女女》中的幺姑。在作为侄子的“我”看来，原来的幺姑克己善良、以德报怨、默默付出，帮助“我”一家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备了种种美好品质的女性，在中风偏瘫之后，性情突然大变，变态怪异的举止让人无法忍受，终于被家人“遗弃般”地安置于乡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幺姑的中风暗示了其被各种各样的桎梏所压抑的人性走向了极度的扭曲，而这种人性的扭曲直接带来的后果是人性的退化：“我”开始觉得“幺姑像一只猴、像一条鱼”。韩少功说过：“写《爸爸爸》时，要在《女女女》表现的感受、情绪都已存在。” 因此，借助于“幺姑”这一女 肜象，其隐喻意进一步加深。

　　同时，作者还借助“幺姑”看到了一个颇具现代意味的女性——“老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黑和《离婚》中的爱姑一样，有着鲜明的个体意识，试图摆脱“男性的附庸”地位，争取自我幸福的权利。但是在现实面前，呈现在两位女性面前的是殊途同归的精神归宿：爱姑最终“屈服于更大的权威”；老黑则在游戏人生的态度中将人性美好的一面遗失殆尽，两人主体精神的积极成分在人性的扭曲中逐渐消失。

　　2．人性的迷失。“知识分子”是鲁迅、韩少功笔下的又一重要人物类型。由“农民”到“知识分子”伴随着创作对象文化认知水平的提高，担当启蒙者角色的知识分子身上显现的却是人性力量的衰落、主体精神的迷失。《孔乙己》中，“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孔乙己有着知识分子的孤傲，但更多的是因生活处境的窘迫而造成的在他人面前下意识的卑微、怯懦。在“我”看来，孔乙己的品行比店里的其他人都好，但是他却常常因“偷书而挨打”，还“屡教不改”。这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人性的迷失，在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时候，他不惜以“偷书”发泄对那些“穿长衫”的愤恨，弥补心理落差的巨大失落。“鲁镇”是孔乙已土生土长的故乡，但是这块乡土上的人们却无法理解孔乙己的苦楚而肆意地以嘲笑他为乐趣，乡土社会没有留给他一丝生存喘息的空间，咸亨酒店的格局象征着维系生存的三个世界：权利、经济、劳动。

　　鲁镇人很轻易地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世界，只有孔乙己在找寻的过程中迷失了原本的人性。《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本有着“敢同朋友到庙里拔掉神像胡子”的叛逆，然而迫于生活的压力，在无力回旋的徒劳挣扎下，走向了对生活的屈服与妥协，回到乡下，教起了“子日诗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封建文化、传统礼教深恶痛绝，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孤傲耿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穷得“连一张邮票也买不起”的时候，也不得不“躬行原来憎恶、反对的一切”而远离了“心之崇敬、主张的一切”。由此人们在鲁迅小说里感受到的是在时代社会的变迁中或命运遭际的挤压之下，知识分子由无法排解精神压力的苦闷走向自我人性的迷失，透过叙述者“我”的眼睛，看到了知识分子人性迷失的种种状态，比如孔乙己的偷书、吕纬甫的归乡、魏连殳的死亡。

　　在这一点上，韩少功的《蓝盖子》、《归去来》在同样深刻地揭示知识分子人性迷失的基础上，还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在《归去来》中，主人公黄治先在进山问货的时候被误认为“马眼镜”，在村民的善意而又愚昧的误导下走向了自我的迷失，在“逃离乡土”的同时陷入了对人性的巨大怀疑之中。《蓝盖子》中，作家将这种自我的迷失、怀疑引向了精神的崩溃。在文中主人公陈梦桃的人生经历是通过“我”的不断追问逐渐呈现出来的，身负罪名的陈梦桃在苦役场上经历了种种超出其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的劳役，在朝夕相处的室友悄无声息的死掉之后，他原本脆弱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在同伴的不解和嘲笑中、在别人对他的怀疑中终于致疯。让陈梦桃备受折磨的苦役场显然不是其“精神的故乡”，然而却在他的心上刻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笔者以为在这点上，知识分子心态的脆弱与人格上的怯懦是其人性  迷失的根源。如果说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渗透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人性裂变的理解和同情，那么韩少功更注重的是对其主体意识消解的探寻。

　　3．人性的复归。尽管鲁迅先生和韩少功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剖析了人性的扭曲、迷失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状态，但读者还是在文本中会不经意地通过一些细节感受到作家笔下的几抹温情所带来的人性复归，即在某个机遇中回归到人性的本真、善良、单纯、希望。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为了满足那个天真善良的顺姑“想要绒花”的心愿而颇费心思和周折，因为在他的心中还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怜爱之心，极尽所能地实现人性中的美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人淡漠、不苟言笑，却对小孩子和青年人关爱有加，因为在他的心中，孩子和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在他们身上给予了对未来的一丝憧憬，这是魏连殳生命的亮色。

　　如果说鲁迅先生关注的是个体人性中的温情，那么韩少功则注重体现群体的人性复归。《归去来》中的“我”受到了乡民淳朴厚道的款待，《女女女》中的“我”在访亲的过程中收获了来自乡民的感动。人性之美昭然于此。

　　总之，鲁迅与韩少功的“人性观”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在叙述者“我”的目光之下，人性的扭曲、迷失、复归展露无遗。而通过辨析“我”的身份的隐性所指，或许我们会更好地体会两代作家文化心境的差异。

　　三、追本溯源：“我”的身份辨析在鲁迅和韩少功的乡土小说里，叙述者“我”始终是一个隐性或显性的存在。在韩少功的小说中，“我”的基本身份多是“个人经历较为模糊”的知识分子。作家赋予“我”以一种现代思维、理性视角来审视“幺姑”的人性裂变、“陈梦桃”的自我迷失、“丙崽”， 的“国族寓言”，文本中交织的是作家对民族群体病态特征的思考、对个体生命价值如何实现的困惑、对抽离时代之痛的反思。也就是说，在“我”的身上直接体现了作家本人因困惑焦灼而不断追求超越的文化心境。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叙述者“我”的身份内涵则丰富了许多。《孔乙己》中的“我”是个“酒店里的小伙计”；《故乡》中的“我”是为生计奔波的游子；《孤独者》中的“我”又是一个生活窘迫的教员。鲁迅先生借助叙述者的不同身份，现实地展示了在社会各色人等眼中人性的扭曲、迷失及温情。而在其叙述者群体的背后，是鲁迅先生黑亮的眼眸和冷峻的目光。

　　这对“人性”的双重审视使得鲁迅先生的作品带有一种“含泪的微笑”和“绝望的反抗”，体现了他追求人类现代精神质素的文化心境，鲁迅的意义即在于此。

　　综上所述，鲁迅以其高贵的文学品格和人性力量影响了韩少功，而韩少功在承继的基础上显现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内涵，这种文学思想传承的变异和发展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推动力，而对两人“人性观”的比较研究也必将产生更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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