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下的现实回归

　　一 “情”是美好的初衷

　　“唐传奇中生命的流动，才情的进发和欲望的激荡．正载喻着唐代文人对爱情、生命、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独特感悟与思考”? 。唐传奇大量的文人士子与仙人狐鬼、妓女的爱情文本，不仅展示了唐人热情浪漫的精神风貌，更反映了唐代文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

　　(一)士子妓女、仙人狐鬼之恋的超现实文本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反映了爱情自由意识的觉醒唐传奇的爱情文本打破了传统的人人相恋及门当户对的爱情与婚姻。转而描写了大量的充满脂粉气和幽冥玄怪意味的士子与妓女、仙人狐鬼之恋的超现实爱情。这种超现实文本对封建社会传统婚姻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国封建社会爱情与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唐朝社会对婚姻双方的身份地位对等的要求十分严格。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制约下，文人士子与娼妓、文人士子与妖、鬼的身份悬殊天差地别，他们之间的相恋和结合。与封建社会婚姻的等级、门第观念显然是不相符的。但折射出唐代士子的爱情观。如《李娃传》、《杨娼传》写的是士子对娼妓的迷恋；《任氏传》、《孙恪》叙述的是人妖之间的恋爱；《离魂记》、《李章武传》描写的是人与鬼魂之恋；《崔书生》、《湘中怨解》讲述的是人仙恋；《虬髯客传》、《昆仑奴》述说私奔之情；《飞烟传》、《冯燕传》叙说私通；等等。这些爱情故事反映出唐代士子的深层意识—— 对门当户对、父母之命的政治功利婚姻的不满以及对两心相悦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可见唐朝士子爱情自由意识的觉醒。

　　(二)大胆追求真爱、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在唐传奇的爱情文本中。作者把女性作为描写主体．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的女性是依附于男性存在不同的是，这些女性是独立存在的，她们除了有传统思想观念所赋予的姿色和才情外，更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明白自己的情感需求，努力助男人一臂之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文本中，作者赋予她们的形象是敢爱敢恨，在面对自己所钟情的男性时，在经历“情”与“理” 的抗争后。选择跨越传统礼教的束缚，大胆、主动地去追求爱情；在获得爱情后，尽自己所能．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所爱之人，，助所爱之人走上成功之路。这些女性新的形象特点，暗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说明唐代男性已开始关注女性的情感需求和人生价值。同时也折射出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如《莺莺传》中的莺莺初见张生与他一见钟情．但碍于封建礼教的约束极其羞涩。也羞于表达，后在张生的爱情诗词中融化，大胆越过礼教束缚，瞒着母亲与张生幽会，并与张生私自结合；《李娃传》妓女李娃和赴京应试郑生(荥阳公子)相恋，郑生资财耗尽，流落街头，李娃说服鸨母，为自己赎身，收留郑生，照顾郑生的生活起居，鼓励和支持郑生，发奋读书，登第为官，李娃也被封为淠国夫人；《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是一位出生将门的侠女，初次邂逅磨镜少年，就日“此人可与我为夫”，而聂父“不敢不从，遂嫁之”。《步飞烟》中的步飞烟是曹参军武公业的妾，在偶然间认识邻家公子赵象，两人情投意互通私情，事情暴露后，面对凶残的曹参军，飞烟不屈地宣告：“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结果被鞭挞而死；《任氏传》中勇敢追求爱情的狐女任氏；《霍小玉传》中至死不渝的娼门女霍小玉；《离魂记》中痴情女张倩娘；《柳毅传》中反抗夫权的龙女，等等。

　　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深情女子，她们为了爱情，大胆越礼，对爱情至死不渝。这些反映出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三)多情又懦弱的男性形象，暗示男权意识有所松动相对于唐传奇爱情文本中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显得暗淡无光。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的男性一反以往文学作品及封建男权社会所赋予的阳刚之气，更多呈现出善良多情又被动怯懦的特点。

　　自古名士多“风流”，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男性也多情，也喜欢美丽、温柔、多才的女性，但不同于以往的文本，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的男性更缺乏一种封建男权社会男性应有的主动、果敢和担当。在家庭里。他们屈服于父母之命；在遇见爱情时，他们更多的是被动去接受女性的示好；在爱情遇到阻力时。他们无力反抗；而在爱情陷入绝境时，他们总选择全身而退．却不干脆利落。这类男性以《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为代表。李益为见霍小玉精心打扮，刚到小玉家，与媒婆鲍十一娘“调诮”，初见小玉时便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并与小玉立下“皎El之誓，死生以之”的盟约，可见其风流轻佻。后李益高中赴任后屈从母命，另娶卢氏，并欺瞒小玉，小玉因久不得音讯而病人膏肓时，他又自知罪责深重，不敢前往探望。至此，李益的轻佻而又怯懦的个性跃然纸上。

　　《李娃传》中郑生赴京应试途中，与李娃相恋，从此沉迷爱情，耗尽资财，沦为乞丐，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也成为镜花水月，后在李娃收留照顾和鼓励支助下，奋发读书，求取功名，最终功成名就。郑生的软弱与依赖可见一斑。《莺莺传》中张生初见崔莺莺，便喜欢上莺莺，几经周折得到美人芳心，求取功名后另攀高枝。却为自己辩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俘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实际上是不敢背负“负心” 的骂名，而将责任推予莺莺。封建社会一直认为“男子以强为贵，女子以柔为美”，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但唐传奇爱情文本一反传统格局，在作品中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依赖。让我们领略到唐代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男权意识的松动。

　　二 “理”规范下的现实回归

　　虽然，在唐传奇爱情文本中，作家借助女权话语，肯定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包容女性的大胆越礼，这是作者有意识地在关注女性的情感体验和独立价值，这也表明在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也体现了唐士子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情”特指挚爱真情是唐士子追求的美好初衷，而作为封建社会之人，其在严格的封建礼法前，不敢大胆的以情反礼，却要处处以理约情，在经历了艰难的情理挣扎后。最终选择的是向现实的回归，向礼法的屈服。

　　(一)超现实文本实则是对现实的无奈在中国封建社会，“结婚只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唐以前的封建社会有严格的婚姻制度．门当户对是联姻的基本准则。在这种准则的规范下。婚姻已成为强权联合的工具，联姻的双方几乎没有爱情。而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联姻又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在当时社会，婚姻双方即使是男性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唐朝社会，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对女性的约束没有以前那么缺乏人性，也允许自由恋爱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在婚姻方面却有严格的规定，如“良”、“贱”不婚、士庶不婚等。《唐律疏议·户婚》中：“奴娶良人为妻”、“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即疏，何宜配合”等。“良贱即疏，何宜配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婚姻双方要严格遵循等级、门第的基本准则，如果违反，将受刑罚，并且离婚，即“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合徒一年。仍离之”。

　　唐朝的婚姻制度还沿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不婚。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说道：“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即在唐朝社会，士族只能与士族联姻，如果士族与地位低下阶级联姻．是社会所不齿的。严格的婚姻制度禁锢了现实社会士子们对自主婚姻追求的脚步，却更激发了自诩“风流” 的士子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因为越得不到的爱情越是美好，越令人神往。所以，在唐传奇爱情文本中。作者极力描述士子与妓女、狐妖鬼仙的缠绵悱侧爱情，肯定了这种跨越等级恋爱的幸福美好，甚至这些名门士子在身份卑微女子的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下，走上飞黄腾达之路。但这种跨越等级的爱情，只能是意念中的一种满足，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的，这一点传奇作家们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正是在这种对爱情的感性追求和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下，传奇作家们只能借助超现实文本抒发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实则是对现实的无奈。

　　(二)女性大胆追求爱情却很难逃脱在封建婚姻中的悲剧虽然．唐传奇中的女性面对爱情时能够大胆越礼去追求爱情，掌握爱情的主动权，表现出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但她们大部分又终究逃不脱女性在封建婚姻中的悲剧命运。崔莺莺冲破礼教束缚与张生私会，并与张生私定终身，但张生科举进士后马上“停妻再娶”，却另结她欢。李益与小玉恋爱时信誓旦旦，赴任后另娶卢氏，小玉却病人膏肓。步飞烟与赵象两情相悦，互通私情，事情暴露后，被鞭挞而死，等等。这些女性的不幸及爱情悲剧说明传奇作家虽然渴望自由的爱情，对两情相悦的爱情寄予美好的期望，但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如愿以偿的。

　　故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的女性大都难逃被抛弃或香消玉殒的命运。造成女性悲剧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唐朝实行严格的婚姻制度。“良贱不婚” 、“士庶不婚”，而小玉、步飞烟、莺莺等皆属出身卑微、地位较为低下的女子，她们的跨阶级之恋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当然不会有结果。其二，男性的始乱终弃。虽然唐朝女性地位和觉醒意识有所提高，她们不必足不出户，也不必“非礼勿视”，她们有认识心仪男性和说出爱的机会，但这不足于撼动男性在封建社会及封建婚姻里的主导作用。一段爱情能够发展为婚姻，婚姻能否继续，决定权还是在男子身上。唐朝的户婚律条有规定：“若男家自悔者，无罪”，“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这样的规定赋予男性在婚姻爱情中的掌控权。男性可以决定要不要让婚姻继续。而女性一旦许婚就等于卖给男方。这样的婚姻律法易于造成始乱终弃的。

　　其三，女性性格的局限性。虽然唐传奇中女性表现出大胆的越礼、主动地追求爱情，表面上看对封建礼教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但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

　　在她们思想深处总有许多封建礼教的印记，这种印记通过她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其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封建礼教及世俗的规范。如崔莺莺与张生一见钟情，却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后虽听从自己的内心与张生结合。但内心总有私自结合“不合礼法” 、“有自献之羞”的芥蒂，而当张生变心后，崔莺莺无法正面“自献”后被抛弃的痛苦挣扎，苦苦哀求张生。霍小玉与李益虽两情相悦，但小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她只希望能够与李益共度八年佳期，然后遁人空门，让李益另选高门。李娃在郑生高中任官后，自觉出生卑微、身份低下，希望郑生另娶名门之女。而对于科考，这些女性都鼓励支持丈夫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其实这是对“士” 向往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潜意识里这些女性对等级、门第观念是认可的，而内心与男性不对等的意识，促使她们在爱情里总是自我牺牲与被牺牲。封建婚姻制度、男性的始乱终弃、女性自身性格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些女性虽为爱情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始终无法摆脱被负的爱情悲剧。

　　(三)爱情追求只是美好的初衷，科举仕进却是唐代士子的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注唐传奇爱情故事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蓝本，即封建士子上京应试，途遇心仪的女子，从而开始了一段缠绵悱恻、幸福甜蜜的爱情。之后士子为了前程和理想，暂别爱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柳毅传》中的柳毅是一位赶考的举子，途遇龙女，在龙女的大胆主动下，成就浪漫姻缘；《李娃传》郑生赴京应试，与李娃相恋，后在李娃鼓励支助下郑生奋发读书，功成名就；《莺莺传》中张生科考路上，巧救莺莺，私定终身，科举仕进后，另结新欢；《霍小玉传》李益与小玉情投意合，缠绵悱恻，得官后另取表妹卢氏，等等。可见，在传奇里，对男主人公来讲，遇见爱情成就浪漫姻缘只是科举路上的突发的意外事件，而其特定的目标、心理的终极追求是科场得意、官运亨通。因此，在唐传奇的叙事材料里，男主人公虽然多情，纵然再留恋温柔乡，最后都会在外因或内因的作用下，发奋读书，求取功名。传奇里男主人对科举的热忱，让我们看到的是传奇作家对科举的虔诚膜拜。这在唐代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在崇尚“士”的唐朝社会，科举考试是士子进入仕途、挤上政治舞台的敲门砖，而且唐朝的科举考试打破了汉魏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族，下品无高门” 的现象。为许许多多的寒门士子打开了进入仕途、挤身上流社会的大门，这就大大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士子的科场热情，促使他们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 — 科举仕进。而当封建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科举成名，跨人上流社会后．多要攀龙附凤，结交权贵，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就不得不割舍先前的社会关系，包括之前的糟糠之妻。传奇的作者多是应举的士人，现存唐传奇的作者如白行简、张文成、许尧佐、元稹、李公佐、沈既济、沈亚之、牛僧孺、韦璀、李复言等人．都是唐代有案可稽的进士。亲身经历过科举考试，对科举有更深刻的体验。所以，唐传奇中文本虽着力于描写爱情，但把爱情的悲欢离合与科举紧密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描绘科举的重要性，生动地展示了士人赶考的生活画卷。揭示出他们当爱情追求与科举理想发生矛盾时复杂的心理。所以，崇尚科举、追求官运亨通，是唐朝士子们的人生价值终极追求，而爱情往往被牺牲。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也反映作家的真实情感。作为世俗之人，唐士子希望拥有两情相悦、刻骨铭心的爱情。但作为社会之人，他们却时刻得接受封建礼制的规范和社会规则的约束．始终挣扎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最终向现实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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