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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静先生的图书馆情结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胡道静先生的图书馆情结，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1 学术和生平胡道静(1913-2003)安徽省泾县人，出生于上海，是当代着名的古文献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科技史专家。先生家学渊源深厚，父亲胡怀琛精国学、攻诗文，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伯父胡朴安精于文字、音韵、训诂及校勘之学，他从小便受到父亲和伯父濡染，立志献身学术事业。

　　1926年，道静先生进入上海正风中学，期间随顾实等先生攻习国故，打下了坚实的目录学功底；1928年，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从此对古代科技、古代农业技术及沈括的《梦溪笔谈》产生浓厚兴趣。1931年，年仅18岁的胡道静撰成第一部学术书稿《公孙龙子考》，用古典目录学的方法对公孙龙子之书的存佚、真伪、注家、版本进行考察，从考据学的角度对公孙龙子的生卒年代、重要事迹、历史背景、学说渊源及其争议进行探究，该书由顾实先生作序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4月，先生撰成的第二本书稿《校雠学》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讲述了校雠学的定义、类别、自周代到清代的校雠学史以及校雠方法。此后，先生便将学术重心转移到《梦溪笔谈》的研究上。1932年秋，先生大学毕业后到柳亚子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任职，分编新闻、文化、竞技、交通、宗教各部志稿。其间，先生撰写并出版的《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图书馆协会十二年史》、《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定期刊物》等调查研究论着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部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等职。

　　1956年春，道静先生撰成《梦溪笔谈校证》并出版，赢得海内外学界高度重视，被日本学者梅原郁誉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先生代表中华书局参加上海图书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后来又承担了整理编纂《中国古农书总录》的任务，然时运弄人，文稿还未付梓，“十年动乱”开始，一百万字《中国古农书总录》积稿、四十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稿、以及为北京中华书局《知识丛书》写的《中国古类书》稿以及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等文稿和图书资料，尽在这场大动乱中丧失无遗。自1978年起，道静先生回到上海出版系统工作，在编辑岗位上同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农史研究工作，并重拾着述事业。1981年3月20日，由国际着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英国)、席文(美国)和宫下三郎(日本)联合提名，经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评议会选举胡道静先生为通讯院士。①道静先生以毕生精力在上海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梦溪笔谈校证、沈括研究、古农史研究、古农书辑佚，以及科技史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先后出版有《梦溪笔谈校正》、《沈括研究论集》、《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农史论集》、《种艺必用论集》等着作，参与主持编着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科技史探索》、《简明古籍辞典》、《道藏》、《藏外道书》、《道藏精华》、《国学大师论国学》等书籍；辑校了徐光启《甘薯疏》与《农遗杂疏》等古书；着述《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等数百篇论文。2003年道静先生因病谢世，享年九十岁。在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胡道静文集》，包括《上海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梦溪笔谈研究》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正稿》、《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和《序跋题记·学事杂忆》，约400万字。皇皇巨着体现了道静先生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细细读来，使我辈图书馆学人感悟颇深的除了道静先生笔耕不辍、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有现代上海各类图书馆伴随先生成长、着述的一生以及先生对于沪上图书馆发展的关注和感恩之情。

　　2 一生所经历的不同图书馆回顾一生中所经历的不同图书馆，道静先生自谓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感情最深。从其中学高年级到大学毕业的那些年代中，它一直是先生亲密的图书之家。1926年5月对外开放伊始，先生就是它的忠实读者了，馆里有不少先生想读而无能或无力备有的书，他每次去东方图书馆，笔记本上总是密密麻麻地“满载而归”。① 因为去得勤，管理人员也认识了这个朴实无华的好学少年，对他优礼以加。

　　当时图书馆经常不定期的推出宣传壁报，组织读者写读书体会或书评，胡道静是其中的小作者之一。

　　他有不少稿子被图书馆录用，其中一首宝塔型的新诗，题目叫《欢迎你，来到图书馆》，这首诗先是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儿童世界》上发表，后来又被管理员放进图书馆大门的壁照上，字也被抄得大大的，每个前来图书馆读书的读者，在门外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这首图书馆宣传诗。

　　壁报的宣传和坚持读书的积累，更强化了少年胡道静的写作。他在中学时代，就据先秦诸子论着改写寓言，先后在《儿童世界》上发表了四五十篇。

　　先生将这些创作的欲望归功于从图书馆陈列的刊物中得到的灵感。除了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阅读《儿童世界》和《小朋友》杂志外，先生还从学校办的图书馆里借来了许多小说书，放在课外阅读。那时学校图书馆借书制度比较开放，借书并不用借书卡，只要到管理员那里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而图书馆里的藏书则以旧小说居多，当时，道静先生借阅的主要是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如《十字军英雄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遗事》、《新天方夜谭》、《斐洲烟水愁城录》以及根据莎士比亚《乐府纪事》翻译的《吟边燕语》等。中学时期，他又根据在图书馆里读的野史笔记，写了六七千字的传记《史可法》。这本被列人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的小册子，既是2O世纪第一本为儿童写的“史可法传”，也算是作者的第一本书。道静先生18岁时写了第二本书《公孙龙子考》，这是一本学术着作。虽然只有数万字，但先生为了写好它，遍寻了图书馆有关名家的论述，以清代严可均本为底本，并比较其他各种不同版本的注本和校本。道静先生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学术积累，与当时图书馆所提供的开放的阅览条件是不无关系的。

　　遗憾的是，“一·二八”的炮火烧掉了商务和东图，也毁了先生的家，家里数万册的藏书付之一炬，先生因此也辗转搬家，后来便常去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的明复图书馆(为纪念科学社创办人之一胡明复先生而命名)。明图是个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专业图书馆，先生对科技史的诸多研究，也许跟这座图书馆有关吧。

　　“一· 二八”以后，先生在柳亚子先生领导下的上海通志馆任职，编写上海地方志，涉及到上海的新闻史、图书馆史、博物馆史等各个方面。为了写好上海的图书馆史，先生在业余积极收集和购置地方史料，并从事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以后新兴的一门学科，到二十年代，这门学科的着译渐渐增多。先生一边自学图书馆学理论，一边尽量购集这一专业的图书、刊物。如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出版物，先生无一不搜齐。英、日文版的图书馆学专着，力能购买的也收集不少，他曾自冠为收集图书馆学专业资料的“负版”②。先生收集的资料涵盖古今中外，包括旧志、旧报纸、上海地区的历史资料，如衙门、商业会馆、同乡会馆成立时或建造时的碑刻、商业行会的行业报告等等。当时上海的一些手工业公会，商业公会及其他同乡会组织每年用来报账的账目叫“徵信录”，道静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徵信录”的史料价值，和同事们经过两年的收集，最终积累了上千本，并专门编了一本《通志馆馆藏徵信录书目》。而那时13本人在上海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也在搜集“徵信录”，从通志馆期刊上获悉道静先生他们藏有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就想要借阅。

　　后来双方协商决定互借“徵信录”，通志馆内部还专门做了一个《同文书院徵信录书目》。这在当时应该也算是“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吧!

　　编修上海新闻史需要查阅很多小报，先生主要通过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报纸，包括上海虎丘路(当时名博物院路)英国人办的亚洲文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Branch)和复兴中路(那时名辣斐德路)由民主人士黄炎培(任之)先生创办的人文图书馆。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稣会修士院里的天主堂藏书楼，这是一所耶稣会修士院的图书馆，不对外开放，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由于先生知道那里有许多有关上海地方史的藏书、报纸，于是就想方设法寻找进入该藏书楼的途径。最终因为他研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而这家天主教的司铎徐宗泽，竟然是徐光启的后代。

　　先生因与他谈徐光启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投机。后来，先生获准成为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大概花了一年时问来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

　　后来，先生又通过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司铎徐宗泽结识了天主教办的震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法国人夏之时司铎和副馆长中国人景培元先生。先生在通志馆撰写的志稿完成后，“七七”全面抗战爆发，馆长柳亚子出走香港，离开前与道静先生商量资料继续保存问题，先生便积极利用与震旦图书馆两位馆长的私交来掩护进步文化事业，提出把藏书、志稿、档案资料转入震旦大学图书馆中隐藏。因柳公寓所距震旦大学图书馆较近，且又均在法租界，因此文卷转移工作很顺利，未走漏一点消息。这批资料在该馆保存完好，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了文献委员会，将资料从震旦图书馆中取出，最后送人上海博物馆保存。抗战期间，先生不得不离开上海，离沪之前先生把父亲晚年遗留下来的藏书亦捐给了震旦大学图书馆，后来震图的中国副馆长景培元先生还专门用法文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该校的《震旦学报》(L’Aurore)上。①解放后，道静先生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来完成《梦溪笔谈校正》的工作，要查阅更多的资料。由于之前的读书和写作经历，使得道静先生认识到了现代图书馆的价值并且积极加以利用。先生查阅科技书仍然到明复图书馆，看古籍便到长乐路的合众图书馆(后来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去看。虽然东方图书馆不幸毁于炮火，但在先生看来，这两家图书馆加在一起，仿佛就具有当年东方图书馆的规模。合众图书馆是旅沪杭州人士、博学的藏书家叶景葵先生捐献他的私人藏书，会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菊生)先生等共同创立的。因集合众家之力，所以名日：“合众”。馆长顾廷龙是先生的老学友，馆中工作人员也多半捻熟，先生在合众图书馆，不仅得到了查阅资料的便利，还获得了学术诤友切磋琢磨的乐趣。《校正》之稿能迅速完稿，主要得益于此。

　　1967年，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先生顶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关进大牢，而在这里先生经历了这一生中最让他难忘的图书馆。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一间简单的阅览室，规定牢里的“犯人”们每逢星期六吃过晚饭可以借一本书带回牢房里看，到星期一吃早饭之前必须还掉。再借，则要等到下个周六晚上。由于牢里的照明不好，只有星期日的白昼才有看书的可能，但是星期日又是牢里允许犯人借一枚针来缝补衣服和棉被的日子，先生又要看借来的书，又要缝补，常常是紧张万分!当时这个阅览室并没有太多可看之书，除了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以外，多的是“帮书”，即“四人帮”帮气十足、帮风充斥之书，后来先生搜罗到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借来重温。借了又还，还了又借，终于在铁窗之中再次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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