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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哲学对德育回归生活的实践意义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儒家道德哲学对德育回归生活的实践意义的阐述，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儒家道德哲学概说

　　(一)儒家道德哲学界定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以道德为人路的哲学，是以国计民生为其思考和行动根本出发点和主要关注焦点的哲学。以民为本是它的根本宗旨，道德本位是它的主要标志，而经世致用则是它一以贯之的精髓所在。由此而构建了宏伟的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哲学体系。《汉书·艺文志》载，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所有的原则和观念都来源于百姓日用之间，来自于百姓的经济生产和政治、文化、宗教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凝炼与升华。两千年来，儒家道德哲学一直与中国文化从而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连结在一起不可分割。

　　从先秦原始儒家高举道德理想主义旗帜，高呼道德本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的能动自觉以来，儒家道德哲学历经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士君子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也一直是百姓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的终极目标。虽然遭遇焚坑惨祸和佛道的挑战，但儒家最终没有倒下，而是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中华文明的大花园中一枝独秀。这绝不是偶然的，其问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抛开政治历史因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儒家道德哲学乃是中国人的生命的学问，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自人文初创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必然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结晶与升华，它是中国人的，它适合中国人，它与中国人的生命相契合，这就是答案。但是近代，特别是清末以来，儒家道德哲学的这种地位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二)儒家道德哲学历史作用及失落原因分析自焚坑之祸以后，儒家道德哲学一路高歌猛进，即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挑战也没有动摇它的根本。隋唐科举兴起，更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官方统治哲学的地位。此后，宋明理学吸收、借鉴、融摄佛道，最终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消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前期，尽管宋明理学内部有理学、气学、性学、心学的争议和辩难，但这可以看做是儒家内部矛盾。 儒家道德哲学的沦落是从清末开始的。

　　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首开反儒恶端。

　　太平军所到之处焚孔庙、毁圣像，一时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动摇儒家道德哲学之根基。真正使儒学逐渐淡出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是清政府对新法的推行，二是民国政府的教育改革，三是五四时期对西学的推崇和对传统的颠覆。前者消解了儒家道德哲学作为德化之本的制度基础，再者消解了它的教育和课程基础，而五四则“在价值观念层面上也全盘否定了儒家德育的现代教育意义”。 J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五四诸君对儒家道德哲学的全盘否定有失公允，他们忽略了儒家道德哲学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所起的不可替代，不容或缺的作用，也抹杀了儒家道德哲学的普适性和它的终极意义。

　　事实上，先秦诸子百家乃至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没有哪家哪派能够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地位相比拟。儒家的历史作用可以从政治作用、思想文化作用和德育教化作用等方面来考量。这里我们主要看它的德育教化作用。儒家的道德哲学，“大致有以下几点，即讲究规则，克己复礼；仁爱天下，唯义所在；积极进取，中和内敛；博学笃行，守经从权。” 另外，并行不悖，兼容并蓄是儒家道德哲学的重要特点。儒家道德哲学通过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建构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言行举止之间都无不深深打上儒家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

　　但是儒家后来却又确确实实沦落了。其沦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既有历史的又有时代的；既有自身的内在因素又有环境的外在因素等等。五四以降，反思儒家沦落原因的人很多，其观点良莠互现，这里不想一一评论。我认为儒家本身的内在的失陷或不足当是儒家道德哲学沦落的根本原因。其一，对德性的强调导致对问学重视不够，其结果就是没有产生出独立意义的昌明的科学。其二，在思维方式上重整体综合而轻分析。其三，重群体而轻个体，有为了群体而可能忽略个体的倾向。这就使得民本向民主的转化过程过于漫长。

　　所有这些使得儒学当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和本国激进主义者的强烈质疑时，显得手足无措，疲于应付。最终，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本无力也不应该为旧制度买单的儒家道德哲学忍辱含冤地做了旧制度的替罪羊。但历史已经并且在继续证明，激进主义者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无知和粗暴的态度，对儒学造成的恶果绝非国人之福。  (三)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及其普世价值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历史上的辉煌与尊崇，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我们当前乃至将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维度，使我们避免科学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失足。其所以如此，乃在于儒家除了时代性的层面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超时代性，也就是它的普世性价值。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儒家的时代性大家都是了解的。

　　它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而发展而沉浮。不仅儒家，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谁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但是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有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普世性，或说永恒的意义。儒家的普世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其次是儒家的大同思想；第三是儒家的仁爱思想；第四是儒家的中庸思想；第五是儒家的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思想或者说和合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儒家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闪耀着中华民族博大的智慧。只要儒家赖以自然而然产生的基础还在，也就是说只要儒家规范和调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在，人与物(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在，人与自身的矛盾还在；只要社会分工还在，儒家的基本原则就永远不会失去意义。抽象掉时代和阶级的因素，仁义礼智信永远是有价值的。近年来，西方唯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导致的人的物化和意义的缺失，更凸显了儒家即现实即超越的生活理性的圆融高妙之处。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向中国，向儒家寻求帮助，以解决唯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儒家道德哲学的普世性得到了普遍认可。

　　二、关于“德育回归生活世界”

　　(一)德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和现实背景德育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0”-4]回归生活世界的德育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学校德育必须是一种生活，必须在生活中进行，必须为了生活。它关涉德育内容、德育方式和德育目的三个方面。在这里胡塞尔有两层意思，一是直接针对实证主义的危机，解决科学的发展道路问题，一是针对人的生存方式和人性问题，解决人的现实存在问题。_5我国教育界之所以提出德育回归生活的问题。

　　是因为近年来日益明显的德育危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如不认真对待，必将影  响到德育目标的实现，影响到新生代的道德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造成我国德育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德育目标脱离实际，它表现在德育目标与学生实际、现实生活和德育规律等的脱离。

　　其次是德育内容的陈旧，这与脱离实际的德育目标直接相关。第三是德育理念的混乱，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对于传统和现实、西洋和中国的矛盾都妥善解决了的德育理念。而这种混乱又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二)德育回归生活的误区德育回归生活的误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德育内容的庸俗化和泛化。德育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等于生活。简单的用德育取代生活，就会造成德育内容的庸俗化和泛化，其结果既不利于德育，对生活也没有好处。其次是德育要求的降低。德育目标的庸俗化和泛化直接导致德育要求的降低，而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前者。再次是德育方法的媚俗化等。伴随着德育内容的泛化和庸俗化及德育要求的降低，必然是德育方法的媚俗化。有些学者认为，德育回归生活“在于关注个体当下的实际生活境遇和生活意念，即现实生活的幸福，而且这种现实生活的幸福不再需要诉诸于种种超越性的精神资源，而是基于某种可以辨认、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也必须是可以兑现的理由，即依靠理性的裁决而不是强制灌输”。l6]这表明西方唯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弊病在我国也已初现端倪。这种强调现实生活的幸福，强调理性裁决的观点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否定了超越，排斥了精神追求，这种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德育必须观照人的存在问题，必须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人性。三、儒家道德哲学对德育回归生活的实践意义现在，是该回归儒家，向儒家汲取教化的原则、方法和智慧的时候了。儒家道德哲学在教化方面是成功的，儒家的智慧是卓越的，我们必须把这些老祖宗的宝贵遗产拿过来，为我们的德育服务，提高年轻一代的素质，为民族大众谋福祉。

　　(一)积极地回应当前德育困境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它从不脱离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儒家讲“道不远人”，讲百姓日用，无非妙道，这是正确的。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它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人，那都是空谈，都是毫无意义的。

　　反映在德育上，就是我们的德育目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目标过高，让德育对象感觉遥不可及，反而会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逆反的效果。目标过低，则会造成德育对象的放任自流。当前我国德育两个极端都有充分表现。现在我们应该下大功夫调整德育目标，建立一个由低到高的德育目标体系。

　　这一点儒家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

　　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即内在即超越的，它既讲“道不远人”，教人从日常生活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又讲“人皆可以为尧舜”，教人有高远的圣贤情怀。这种道德理想人格从士、君子、贤人到圣人，从能够自觉遵守法纪的底线开始，层层上升，层层超越。这种层层递进的德育目标体系就使得每个具体的德育对象的修养功夫都有着力处，既有当下的目标，又有将来的目标，既有较低的目标让你经过努力可以达到，又有较高的目标让你不会固步自封，止步不前。使德育成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德育回归生活也要求德育对象有超越追求和终极理想。如果没有这种超越追求和终极理想，德育目标就很可能简单化和庸俗化。

　　而且，德育回归生活要求发挥德育对象的主体自觉。在儒家，德育是社会教化和个人反求内省相结合，而且特别强调后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分渐修和顿悟两个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渐修是顿悟的前提和基础，顿悟是渐修的结果和完成。每个人既要在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上着实用力，以获得实实在在的道德体验，又需克己自反，反求内省，从而达到对道德的本质的体认。目前我们的德育外在灌输多，内在体认少。如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要求的道德理念与德育对象的道德诉求很容易两相脱节，成为两张皮，而不能内化为德育对象的内心信念，也难以起到指导其行为的作用。要改变这种现象只能是加强德育对象的道德自觉。儒家讲“先立其大者”就是首先确认道德规范为其本心所固有，然后认认真真地遵循本心的要求做事，就不会有差错。这对于我们的德育有着非常重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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