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一定观念的集合，它反映了特定群体的政治信仰和追求并能够为政治制度提供合法的理论支撑。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必然有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对维持政权的有效运转有着重要作用，不过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在媒体中的有效传播。然而，在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传播中呈现弱化甚至“失守”的趋势。如何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中的传播效率进而增加民众的认同度?事实告诉我们，仅靠宣传部门的管理难免捉襟见肘，问题的解决还是有赖于媒体自身。

 

　　一、意识形态与媒体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在法文中，是由法国学者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出，其最初含义表示自我和人类观念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术语中，“意识形态”一词往往作为一种批判的含义来使用即认为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随着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它的词义也逐渐转为中性。主流意识形态，顾名思义，它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学，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为国家的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诠释，起到凝聚人心和整合社会的作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过：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从这种角度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运转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对此，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意识形态虽然影响巨大，但如果没有获得足够传播而不为公众所熟知，那么不管它多么具有说服力，也终究无济于事。因此，意识形态的传播是意识形态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

 

　　意识形态传播途径众多，其中就包括媒体传播。媒体主要是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信息传播平台，它具有传播快、覆盖面广、受众多等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影响巨大。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传播，民众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媒体的传播理念和信息暗示。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当人们看到大量的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断壁残垣的房屋画面时，不用解说和评论，人们自然会产生反战情绪。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式传播很容易制造公众情绪和舆论压力。媒体的这种影响力已被各种政治组织竞相争夺，以此来影响民众的政治立场。因此，在西方媒体记者更是赢得了“无冕之王”的称号。

 

　　在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的作用，同时媒体也积极向党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与一些标榜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不同，我国媒体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传播先进文化、弓l领社会风尚、服务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媒体的责任与义务。

 

　　二、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传播中面临的挑战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不断总结深化得来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弓I导人民对国家的制度认同和党的执政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待继续完善和发展，但总地来说，它反映了人民意志，适应了当下的国情。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继续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守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中的传播正面临着文化多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挑战。这些挑战正在不断地侵蚀和动摇着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性。

 

　　首先，文化多元主义造就了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逆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过严酷的革命斗争，人们往往政治信仰坚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环境发生巨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并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断传人，这一切都让先前的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难以坚守。于是，反映各社会阶层不同诉求的“亚文化”就应运而生，这些“亚文化”和外来文化一起构成了当下的多元主义文化，文化的多元化为社会个体提供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然而，这无疑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受众的分流，作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的媒体也不免受到影响。一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的媒体从业者于是大肆宣扬一种基于自由理念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近些年来，一些媒体针对政府的指示阳奉阴违，打“擦边球”。一些人更是呼吁所谓的“再启蒙”，执迷于所谓的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媒体报道应享受绝对的自由和不受干涉的权利，媒体不能为政治势力所操控，而应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些和党的宣传理念相左的思想，对主流意思形态传播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其次，市场经济催生了媒体的自身利益。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社会资源配置和市场效率不断得到优化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与此同时，社会出现了功利化倾向，市场化下的媒体也不例外。随着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一些媒体也脱离了事业编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生存成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商业化运作是这些媒体普遍采用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有着极强理论性甚至略显枯燥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显然没有多大兴趣。例如，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电视台向广电总局申请停止转播《新闻联播》，以此让位于一些所谓热门节目。因此，有人坦言，当下的媒体正朝着泛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一些媒体更是抱着“娱乐至死”的态度，争相炒作、抄袭，缺乏创新。“趋利性”不仅使媒体的作品内容低下，格调不高，同时也容易使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政治大局观减弱，这些显然都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最后，网络等新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兼容”。伴随着信息产业的巨大发展，计算机、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l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规模为4．2亿。 人们主要通过网络浏览信息、发送邮件、查询资料等。可以说，网络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及时性、互动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如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及时的报道。而且，人们可以通过网上留言、论坛、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人们可以点击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不必像传统媒体那样照单全收。

 

　　网络的这些特点，使它的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并衍生出自己的话语体系。网络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同，表现出了一种草根性。由于网络话语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接，这就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传播不顺畅。

 

　　而且，网络话语的群体界限模糊，背后往往掺杂着各种势力，甚至包括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他们利用互联网进行渗透，试图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颠覆，这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威胁。再加上微博等个人信息平台的出现，传统的受众也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这都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整合难度。

 

　　三、化解意识形态传播危机与媒体的责任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体传播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怎样应对考验着宣传管理部门。单方面依靠政府部门的管理显然已无法奏效。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多的政府行为也不符合“大社会，小政府”的行政管理理念。笔者认为，对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的媒体不可能置身事外。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以媒体自身作为突破口——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媒体应有自觉性。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文化多元主义下要增加自我辨别力。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能够称之为主流，那么它就必然具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依据。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发展，与时俱进，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指导思想上可以搞多元化。恰恰相反，只有坚守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思想才不至于混乱，才能中流砥柱。江泽民同志说过“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面对复杂纷无的各色思潮，媒体从业者要认清主流、坚定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对于各种错误思潮要坚决抵制，而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推波助澜。

 

　　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增加自我约束力。一些媒体之所以对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不热心，在他们看来，是因为这样做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众所周知，媒体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媒体不可能只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社会价值。然而，当下一些媒体普遍存在跟风炒作、缺乏创新、低俗媚俗等现象。这不得不让人担心，如果过分倚重市场机制，媒体会不会沉迷于利益的追逐中而忘记了其本应当承担的社会道义呢?不管怎样，在现今条件下媒体需要对自身行为进行一些约束，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抵制低俗、担当正义，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在网络新境遇下要增加自我调控力。网络作为一种虚拟空间，人们可以对自己所感兴趣的话题畅所欲言，而无需太多顾忌。也正是这种虚拟性，使网络上充满了欺骗和谩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网络展现的是混乱和无序。而相对于传统媒体，管理网络媒体又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需清楚网络的存在绝不意味着无限制的自由，过多地放任自流也绝不是网络媒体之福。尤其是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和坦克进攻，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因此，网络媒体应更多地对于其所传播内容进行自我调控。

 

　　总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媒体的有力支撑。广大媒体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来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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