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分裂的问题，史学界往往只注意到“冷战”等国际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战后德意志民族内部就自身前途走向作出的政治抉择。事实上，二战结束的初期，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精英为德国的政治前途费尽心机。1945年5月8，德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柏林正式举行。苏联朱可夫元帅和英国空军上将阿瑟·泰德爵士等人参加了签字仪式，威廉·凯特尔等人代表德国政府宣布向苏、英、美、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规定：“现时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同时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投降”。在投降仪式结束后，约德尔将军要求讲几句话。他说：“一经签字，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部队的命运好歹已交付予胜利者手中??此时此刻，我只能表示希望，希望胜利者将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与此同时，德国总统和总司令在弗登堡向德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我们必须果断地面对现实。国家和党的团结已不复存在。党已退出活动舞台。随着德国被占领，权力已转归各占领国。将要由他们来批准我的职能和我任命的政府，或者决定是否要任命另一个政府。” 5月23，盟国撤销并逮捕了邓尼茨及其内阁成员，正式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至此，统治德国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政权终于寿终正寝。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及随之而来的分区占领，使德国再次如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那样，成为它的征服者摆布的对象。但是，德意志民族不会甘于沉沦下去，它的有识之士和政治精英们为德国的政治前途费尽心机。在希特勒长期的极权独裁统治中，取缔了几乎所有的非纳粹主义思想，也导致了一场对传统不加区别、粗暴野蛮的破坏，以至于在他崩溃后没有给德意志人民留下任何可以加以修补和建筑的东西。因此，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家们“几乎是在没有什么传统政治制度残留物的情况下去建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 ”

 

　　“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是一个关于德国近现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观点，德意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阶层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德国从19世纪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德国社会史学派历史学家维克勒(H·A·Winkler)在其《德国历史——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中曾对“德意志独特道路”作了最全面的阐释。在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至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的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19世纪与2O世纪的德国历史是一部走过了漫长的偏离西方道路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而最终走向西方的历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德国不仅仅受到了来自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影响，而且深受另外一种道路即共产主义道路的影响。自马克思方义诞生以来，“东方道路”就成为“西方道路”与“德意志独特道路”之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惯穿于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始终并深深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历史的走向。

 

　　由于分区占领而导致的国家统一局面不再存在的客观状况，使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家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实践自己的政治构想，以寻找摆脱民族困境之策。因此，“西方道路”、“东方道路”和“德意志独特道路”之争也就表现得最为激烈。

 

　　一、舒马赫、阿登纳：倒向西方战后，在德意志政治家中主张向西方靠拢的代表人物是舒马赫和阿登纳。库尔特·舒马赫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联邦议会议员，在重建西德政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95年，他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并很快担任魏玛共和国议员(1930—1933年)。他还是纳粹政权的坚决反对者。魏玛时期，在帝国议会和“钢铁阵线”中曾经强烈地反对纳粹党；与此同时，他还是就1933年3月21日的《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进行表决时敢于投反对票的少数人物之一。因此，在纳粹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达豪集中营中度过的，并为此而失去了左腿。他这种“道义上和心理上的有利条件”使其成为“西欧最古老的也是最有名的社会民主党”的当然领导。

 

　　1945年8月，十九个区的领导人中问有十四个人授权舒马赫召集党的会议。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战后第一次党代会在汉诺威举行。大会通过的社会民主党战后第一部纲领宣称要“在1937年的疆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消除被‘第三帝国’破坏了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残渣，排除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共产党，使德国融入以相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以英国为楷模的欧洲国家集团”。其具体政策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依然把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是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首先，舒马赫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没有民主，没有认识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道主义，不尊重人的人格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其次，舒马赫希望在基层有更多的人人党。因此，他试图突破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政党的传统框架，“认为争取中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第二，在政治上他主张德国建立议会民主制。因此，他无条件地拒绝“中立化”及同共产党在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主张。对其来说，与其采纳“东方国家”解决方案，毋宁接受“西方国家”解决方式。与此同时，把被占领分割的地区重新联合起来、参加欧洲一体化也是舒马赫穷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第三，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舒马赫主张保护商业和农业中产阶级，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大财团、能源经济和交通事业国有化。他反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改革和可以改革”。第四，在处理同盟国的关系方面，舒马赫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多次公开批评盟国的占领政策和做法，咒骂盟国当局是“傻子、恶棍”!他认为唯有社会党人才是清白无暇地登上战后政治舞台的，因而他也应该是战后西德当然的领导者；他坚持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有资格为德国争取美好的前途——“如果社会党人掌握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强大联邦政府，就能够摆脱?外国独裁资本主义的威胁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威胁”。引由于舒马赫强硬的政治态度及一直坚持改革社会结构的目标，使盟国与他渐行渐远，并最终公开偏袒以阿登纳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后来的联邦德国的总理。他也是一个坚决主张向西方靠拢的代表人物。他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领导西占区走向西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76年，阿登纳出生于莱茵兰科隆市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这位在一战后曾任科隆市长的“强制性普鲁士人”

 

　　部分地继承了德意志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一自由主义传统。在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曾两度被捕。1945年3月被美国人恢复职务。同年12月，又被英国人罢免。与此同时，阿登纳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筹建及其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5年l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大会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与会者包括一些宗教团体和前中央党、保守党、自由党和人民党成员。其宗旨是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基督教的民众政党之中。为遵循这个目标，它号召“所有愿意重建家园的力量坚定地信赖德意志民族优秀品质，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把基督教思想与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变作革新的基础”。l9l4 该组织从筹建开始，就成为西占区最大的资产阶级保守党。1946年3月，阿登纳当选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50年lO月20日至22日，在戈斯拉尔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大会上，他又当选为该党主席。

 

　　就阿登纳的政治思想而言，他并不主张用分裂德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问题。但是，他看到或承认自1945年秋以来德国已经处于实际“分裂”的事实。由于盟国政策的目光短浅，他认为盟国“已经把从前德意志帝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让给了苏联，从而为它在东欧一大部分地区设置听命于莫斯科的政府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苏联的目的同沙皇俄国时代一样，“俄国是要向西方推进的，俄国要在欧洲占有或企图征服新的地盘”。同时，他还认识到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个国家集团之间对德意志的危险陛，他表示“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不是倒向这方，就要倒向那方。”对于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而言，如果采取传统的摇摆政策，就有被战胜国再次联合起来反对的危险，所以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与西方，主要是与美国结盟，致力于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复兴欧洲的方法把苏联从中欧赶出去，最终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

 

　　基民盟的经济政策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与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折衷的结果，这在1947年2月3日的《阿伦纲领》中有明显的体现。根据这个纲领，“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主要符合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精神与物质建设和确保国内外的和平?私人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必须成为德国经济与新结构的前提。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前者会对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构成更大的危害。”大企业应该被拆散，矿山、钢铁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工人应享有共同的决定权等。这种思想主要缘于对战后悲惨情景的民族记忆，因而缺乏实际的现实基础，后来逐渐为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所取代，因为他很好地把作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公正因素的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市场经济制度结合在了一起。

 

　　总之，以舒马赫为主席的社会民主党和以阿登纳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主张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结盟的典型代表，并且双方在州议会选举和此后的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人员构成问题上进行了最初的较量。1946—1947年在三个西方占领区相继进行的最初几次州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并未获得预期的选票。此后，在根据《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和《改组双占区经济机构的协定》而进行的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也未能赢得具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局长的职位。于是，他们成了建设性的反对党。此后的二十年间，他们一直扮演着这种角色，并“以模范的姿态为年轻的民主制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凯赛尔、诺阿克：“不结盟的德国”在战后，比较符合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的，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结盟”和“中立化”的主张。这一主张最重要的代表是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雅可布·凯赛尔和西占区武尔茨堡历史学家乌尔利希·诺阿克及其“瑙海姆集团”。

 

　　1888年，雅可布·凯赛尔(Jakob Kaiser)出生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33年，当选魏玛共和国天主教中央党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他成了反纳粹运动的哥德勒集团的重要组成人员，长期主持德国工会工作，对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筹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战后，身为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他为了维护德国的统一和世界的和平，始终把协调占领区之间的关系和反对试图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视作德国政治家的任务和职责。在1946—1947年的演说和著述中，他虽然承认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秩序，但却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而是强调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用“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划清了界线，同时也就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划清了界线，这就引起苏占区军管会的不信任。

 

　　1947年l2月，凯赛尔被撤掉苏占区基民盟主席的职务。当他不得不移居到西占区时，诺阿克及其“瑙海姆集团”正从事着同样的事业：努力维护德国的统一。

 

　　乌尔利希·诺阿克(Ulrich Noaek)及其“瑙海姆集团”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方案，仅仅关心给德国加上自由主义的印记。他们致力于争取东西方大国不把德国纳入各自的同盟中去，赞同德国中立，以减少东西方大国在中欧尤其是在德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

 

　　客观地说，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只是促成德意志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东西德的建国过程主要是由各自的领导阶层自主完成的。虽然双方都想维护德国的统一，但没有一方愿意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因此，德国的分裂首先是德意志民族内部分裂的结果。

 

　　二战后，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的安全问题，因而他提议建立一个中立、统一和非社会主义的德国。但是，指望斯大林放弃民主德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安全政策是将安全边界扩大到国土之外的中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成了苏联安全防线的前哨阵地。美国更关心的是欧洲的前途，它不愿意为了德国重新统一而向苏联付出高额的破坏欧洲未来前景的代价。可见，在美苏冷战中，德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实际上取代了英国作为欧洲力量平衡中心的地位，甚至还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中心。因而，美、苏都不愿在德国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它们需要对德国实行割据。在美国成功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改组了北约后，苏联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建立了华约军事集团并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在欧洲的冷战走向危险的军事集团对抗后，德国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在美苏冷战升级的总体形势下，东西方不可能在冷战的焦点问题——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此外，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领袖舒马赫对“中立化”主张的无条件拒绝也是导致“不结盟德国”的实践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乌布利希：走向东方倾向东方最重要的支持者是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早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前，战时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瓦尔特·乌布利希等人就返回了德国苏占区。乌布利希和他的乌布利希小组率先开展工作。

 

　　他们提出了取缔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的主张。他们认为多党制可以存在，但德国共产党必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们计划的仿效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在苏战区推行进而扩大到全德国。1946年4月，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二为一，改称德国统一社会党。

 

　　1948年12月，统一社会党召开大会，提出“苏占区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口号。”德共的一系列主张和做法，与西方盟国和西占区的政治家阿登纳等人分歧之大，无法弥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苏占区的德共和他的同盟者的主张，如此一来，德国东西占领区的分裂已成定势。

 

　　四、结语综上，在战后德意志陆续重建和新成立的政党和社团中，曾讨论过有关德国前途的三种可能性，即倾向东方、一个缩小的“不结盟”的德国、紧密与西方结合。倾向东方最重要的支持者是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比较符合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的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结盟”和“中立化”的德国，其主要的代表是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凯赛尔和西占区武尔茨堡历史学家诺阿克及其“瑙海姆集团”。与此同时，舒马赫和阿登纳则是坚决主张与西方结盟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德国前途问题进行的设想和实践活动对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是由学术期刊吧整理发布的教育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