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程颐是继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之后北宋理学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儒辈出，圣学大昌。”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世学者称为明道先生。

 

　　程颢前期从事政治活动较多，40岁以后，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及教育活动。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世学者称为伊川先生。程颐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二程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与北宋以来兴盛的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书院不仅为二程提供了学术传播、培养后辈的平台，而且也有助于其践行教化民众、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理想。

 

　　二程精通经学，义理精微，而且人品高洁，诲人不倦，无论是谁，只要虚心求教，都能学有所得，因此吸引了大量各地的学者从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书院是二程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两人不仅在著名的嵩阳书院任教，而且亲自创办书院，扩大教育范围。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后周在道观故址上建书院。宋太宗重文治，赐名“太室书院”，并赐给九经、子书、史书等，还设置了校舍。宋仁宗景袼二年(1035)，敕西京官员在嵩山重修书院，并赐额为“嵩阳书院”。宋神宗时，嵩阳书院名声日高，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程颢、程颐居开封、洛阳时，因距离嵩阳书院不远，经常到这里讲学，主要是用理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传》等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生徒多达数百人。号称“程门四大弟子”的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都曾在此读书。程颢还为该书院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

 

　　明道书院是程颢亲自创办的书院，也称大程书院，位于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他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召来自己的学生游酢执掌学事。书院吸引了诸多学子前来求学。伊皋书院是由程颐亲自创建的，又称伊川书院。元丰五年(1082)，程颐居洛讲学，为便于著书传道，上书西京留守文彦博，希望将洛阳城南40公里处的龙门心胜善庵上方寺旧址拨给他。文彦博觉得这个地方甚是荒芜，于是把自己在伊川鸣皋镇一处庄园赠给了程颐，建立起书院。之后20多年问，程颐大部分时间在书院著书讲学，其思想体系、著述及其传道活动大多在伊皋书院完成。

 

　　书院一般是指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二程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是在北宋书院逐渐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北宋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基本国策，朝廷不仅重用文士，而且大力提倡科举考试。太宗一朝，文臣成为政事堂和枢密院长官的主要人选，先后任命的宰相9人，全部为文官。更多的文臣被朝廷派遣到地方甚至边境州为军事长官。考试科目众多，有进士、明经、武举诸科。录取名额大大超过前代，太宗一朝参加省试的士子多达万人，平均每次录取200余人。但是，统治者虽然重用文士，注重从科举中选拔人才，却忽略人才培养的基地——学校的建设。北宋立国后80多年的时间，官学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要求兴学育才，改革科举，大臣宋祁、欧阳修等深表赞同，并联合上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 。于是皇帝下诏兴建地方学校。

 

　　但由于庆历新政很快失败，兴学活动也很快宣告失败。北宋前期学校教育特别官学建设的落后，难以满足政治、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大量需求，导致社会上私学教育发展迅速。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其次，社会上书籍存量的增加，为书院办学提供了可能。书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藏有大量的图书资料，可以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欧阳元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赐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书院活动主要围绕书籍展开。书籍的大量出现，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唐朝开始出现雕版印刷术，促使书籍数量增加，书籍价格降低，为书籍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北宋印刷技术继续改进，毕舁发明活字印刷术，书籍得以大量刊印。宋朝建立几十年之后，民间藏书非常丰富。宋真宗时周子监祭酒邢晶说：“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许多原本只能够在有限范围内流传的书籍也能为出身寒门的士人所获得，文化知识的消费面大大增加，由此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知识的下移。书院往往凭借自身藏书或朝廷赐书得以建立。如应天府书院是在戚同文学舍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戚同文是宋初著名藏书家和教育家。白鹿洞书院的前身是唐代诗人李渤、李涉兄弟读书、藏书之所。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在北宋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赐予的大量图书。

 

　　再次，理学家借鉴唐朝后期以来佛学教育模式，促使书院教育的发展。唐朝佛道兴盛，高僧名道往往在深山幽静之地立精舍，设讲坛，四方信众门徒云集。唐末以来社会动乱，山间僻壤比较安全，更多的读书求学之人、欲讲学著述的学者逐渐聚集到处于山林、僻壤之寺院讲学读书。宋朝初年，不少士子到寺院去读书求学，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少年时“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 。被后世称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在少年时曾在湘南都庞岭中的月岩读书。宋初名臣范仲淹早年在人应天府书院就读之前，曾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北宋前期，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在寻找学术研究、思想传播路径的过程中，寺院教育的环境、学习方式、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一定影响，傍依山林，收藏图书、建立学舍，众多书院应运而生。

 

　　书院是二程传播学术思想、培养后辈学者以及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平台。

 

　　首先，书院是二程传播其学术思想的基地。北宋时期，理学处于奠基阶段，濂学、关学、洛学以近似的学术目标，而又以各自不同的路径创造自己的学术体系。当时出现了诸多门派，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官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

 

　　二程学说摄取了佛教、道教中有益的成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把“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认识论上强调“物我一理”即众物之理与心中之理的契合；提出“性即理”的命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等。当时，官学教育思想由王安石新学占据，理学家难以施展才华。而书院办学往往提倡学术自由，可以宣讲不同的思想，于是书院成为二程宣扬其学术思想的理想场所。弟子记录了求学过程中与老师的问答以及二程讲课记录，后来编人二程《遗书》《外书》之中。据程颐的再传弟子回忆，程颐69岁高龄时还在伊川书院讲授他的著作《易传》，传播理学思想：“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一日出《易传序》示门弟子，先生(尹焯)受之归，伏读数日后见伊川。”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的作用。学成的弟子们将二程的思想带回家乡，传播到四川、陕西、福建、两浙等地。

 

　　其次，二程通过书院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二程在嵩阳书院、伊川书院讲学时，“河、洛之士翕然师之”。程颢为人平和，教学深入浅出，朱光庭听了程颢一个月的讲学，有如沐春风般的感受。

 

　　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向其求教，无论贤愚，都有所得。二程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吸引了各方学者前来学习：“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人关中讲学，关学一些弟子后来投身二程门下。弟子求学时，往往都将老师所讲记录下来，谢良佐曾说：“昔在二先生之门下，学者皆有语录。”《程氏遗书》中回忆二程教学语录的弟子有李端伯、吕大临、谢良佐、游酢、苏季明、刘质夫等十多位。许多弟子学业精进，《宋史》中专门有《道学传·二程门人》，共记录了十位学有所成的程门学者。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其中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其中杨时被程颢寄予厚望，程颢在送他南返之时，发出“吾道南矣”的感慨。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中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时)、尹、谢、吕其最也。

 

　　顾各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朱熹)，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在教育过程中，二程注重对其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许多弟子不仅学问出众，人品往往也很高洁，“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

 

　　再次，书院教育活动对于社会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教化是通过宣扬礼教、劝善惩恶等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善社会习俗的活动。宣扬学术、培养后辈固然是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不过二程思想最终目的是要为封建政权服务，通过教育手段向社会推行伦理道德教化，建构淳朴的民风，培养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理想人格。

 

　　二程作为教师，首先身体力行：“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蜩赡族人必尽其力。”司马光、吕公著在推荐程颐时给出如下评价：“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 他们的榜样促进了所在地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间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在仕途历练多年的程颢任职期间注重大力提倡教育：“为令晋城??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通过教化改善社会风俗：“先生为政，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晋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迄先生去，三年间，编户数万众，罪入极典者才一人，然乡间犹以不尊教令为深耻。”二程的书院教育重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

 

　　教育的目标是“学为圣人”，教育的任务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把一些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消灭在萌芽中，把传统伦理道德原则和观念牢固树立在人们心中。二程对道德教育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二程在书院教育中贯彻道德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学以德行为先”的教育原则，要求学生把伦理道德的完善当作终身的追求。一个人格高尚、经明行修的人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非常明显。二程的品德教育收获丰硕的成果。杨时四十岁左右时，和同学游酢一同到洛阳拜见老师程颐：“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这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它不仅感动了时人和后人，更促成了北宋以来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本文是由学术期刊吧整理发布的教育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