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政党与政党制度的理解政党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之后，逐步在一些国家形成制度。政党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坛的普遍现象，在近200个国家中，除了个别国家外，都有政党形式存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政党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政党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政党是公民表达、维护与实现自身正当权益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当公民的物质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得到满足时，对政治的要求，就凸显为对政治利益的渴求。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就要从特定的公民那里寻求和获取支持，因而，政党与公民的关系，成为全球政党最为主要的内容。对于执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获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当然，政党这种社会公共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公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其核心目的更多的表现为政治利益而非一般经济诉求。政党“把追求公职看作第一需要，不是为了谋求职薪，而是为了占据强大的政府堡垒，去实施他们有益的计划”。Ll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传统边界已逐步被打破，并出现了相互转化的趋势。一方面，公民社会的一些特征被政党组织吸纳，即一是政党的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式转变；二是政党的民主模式从选举民主向参与民主进行了转移，与此同时，一些论坛和非正式网络成为政党推进协商民主的渠道，进而成为政党成员和追随民众对参与性民主的需求满足。另一方面，政党化的趋势在公民社会逐步显现，即一些公民社团突破其存在的主要领域而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并参与议会选举进而参与执政。

 

　　(二)国情不同，政党的组织形式也不同政党的本质是由其国情而定的，具体国情不同，所采取的政党制度也不相同。政党制度的性质与其国体性质相一致，与其政体相统一。

 

　　目前，全世界的政党制度，可分为：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中国实行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正如《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所指出的：“中国近代这种多阶级、多阶层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多个现代政党(包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产生的国情背景和社会基础，而这些阶级力量的组合、联盟，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 这种特殊而现实的国情、中国社会的独特构成，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多党合作制，而不是西方或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

 

　　(三)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建立与他们国情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经济的发展而同步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它的出生。18世纪到20世纪初时，西方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相继诞生；20世纪上半叶时，近代政党制度在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作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最快，也是世界上最早产生近代政党并形成一套成熟的政党制度的国家。

 

　　17世纪70年代初时，英国因议会中对《排斥法案》持不同立场而生成托利党和辉格党，进而成为现今意义上世界最早拥有政党的国家之一。18世纪时，法国、普鲁士等国陆续出现政党。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在议会中出现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联邦党瓦解，反联邦党组成共和党，改称民主共和党。民主共和党几经分裂组合，于1828年和1834年分别组成民主党和辉格党(1854年演变为共和党)。到19世纪末，西方多数国家先后组建了本国政党。

 

　　以上实例充分说明，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选择是以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决定的，是适合其国情的。

 

　　二、政党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而建立众所周知，政党政治最先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革命党人，最早学习和践行的都是西方国家的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政党对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

 

　　在近代中国史上，曾先后经历过三种政党制度。

 

　　一种是民国初年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目的的西方式的多党制。另一种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其中这两种政治制度早已被中国的实践所否定。第三种是1949年建立并延续至今且将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一)清末民初，形成了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目的的早期政党形式清末民初时，政党被视为洪水猛兽，严禁发展。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人民大众，特别是中上层民众，才从沉默中觉醒，进而在社会中找到了参与政治道路的模式——政党。政党的合法化遽然推倒了传统的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从而树立起一种崭新的政党观念。此时的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实行多党制，建立一个有实权的议会，并成为当权者，从而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1905年，中国近代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日本东京建立。到1912年上半年，国内出现了百余个政党，组党参政，成为潮流。据当时文献统计，仅1911年到1913年底两年时间，民国就先后公开成立了682个社会团体，其中，政治类的团体达312个之多，形成了各党林立，百花争艳的“政党政治”现象。西方式的政党制度就这样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进行着实践，表达着各自的政治诉求。

 

　　(二)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政党的阶级属性开始显现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于徘徊与绝望之时，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布什尔维克政党。此政党在震惊了整个世界的同时，给处于长期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者送来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开始关注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议会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的新型组织模式。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党的最高纲领，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一项决议，即“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这一反帝反封的纲领性文件，以及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或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恰是这样一个具备严密组织纪律和高昂革命热情的政党，对当时处于极度苦闷中的孙中山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而最好的新血液就是年青的共产党人。同时，第三国际的使者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在震惊之余，就有了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一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模式，显示无以伦比的威力，为而后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北伐战争的胜利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成为执政党。

 

　　从上所述，民国前15年间，我国的政党模式是十分复杂的，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方式、议会民主型政党的组织方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三种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的存在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其中，议会民主型政党因封建势力的强大而不能生存；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实业的落后又促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软弱无力；最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联盟成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任务最佳的政党制度模式。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一些所谓的第三势力政党大革命失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

 

　　共产党的活动也因蒋介石的迫害而转为地下，一些左翼政党的活动也遭到禁止和破坏。此时，出现了一批既不满于蒋介石独裁统治所制定的种种与国民革命相违背的政策，又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缺乏信心的人士，在以民族利益和各自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政党，如第三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等，并提出了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这些政党因其组成的阶级基础多为中间阶级，其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张介于国共两党之间而被称之为中间党派。这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政党模式并存的政治格局。

 

　　(四)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中间党派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抗战胜利后，国共之争成为焦点，中间党派因其政治立场与国民党相悖，在受到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压迫下逐步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并开始合作。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中间党派得到空前发展，队伍进一步壮大，从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等党派纷纷建立。

 

　　其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解散，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合并为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迫害下，这些党派虽然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各异。但是，相同的是它们与共产党有着同样的革命任务，就是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这种共同的政治要求，以及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使得其在组织名称上大多冠以“民主”二字，这就是中间党派成为民主党派的原因之一。

 

　　(五)新中国建立是四大革命阶级联合的结果从党的“二大”提出“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到“三大”党对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确立；从土地革命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工农联盟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三三制”政权组织的建设；从党的“七大”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阶级、各政党的联合可谓是无处不在。可以说，联合，在壮大我们革命力量的同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完全统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联合，也是新中国顺利建立的结果。有了联合，中国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国情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三、政治发展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中最先提出的，其涵义由于研究者的理解不同有所不同。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给政治发展下的定义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劳埃德·派伊归纳了10种对政治发展的理解。

 

　　虽然不同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概念理解不同，但这些理解都从不同角度反应了政治的基本内容，即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型。它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经过60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知晓，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今天，广大人民对政党政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入的。与多党制确立之时比较，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以致政党的基础，即阶级阶层的变化和人民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对当前的政党制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发展，他们的政治诉求也在发展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的重要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目标，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春天”。同时，这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蓬勃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中国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催生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内容，统一战线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三者”之间的联盟发展为“四者”之间的联盟，就是把新的社会阶层，即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加入了进来。具体表现为：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产生了新的社会代表人物。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有的“下海”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或老板，有的受雇于非公有制企业成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有的成为自由职业者。

 

　　二是农民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大量涌进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劳动工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这部分人员还会在更多的领域内出现。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庞大，成为民主的基础条件。新的阶层的出现，需要为他们争取政治利益的代表人物，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政党或团体来聚合这些人一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努力。

 

　　这些恰恰都是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所要面对和解决的，进而为我们政党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二)改革开放3O年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并不断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正确的分析了国内阶级状况的新变化，认为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已与共产党趋于一致。1982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关系。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政治报告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称，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升华，说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也说明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是充分信任的。．1989年l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下发了《关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文件指出了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参政党理论的提出，表明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

 

　　200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到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下发，中国首次向世界宣告自己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可以说为党的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协商民主制度的提出，使得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更加制度化、法制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的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这一要求的提出，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2013年2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习总书记这一理论的提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参政党”相结合，更加突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明确了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方向，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政党理论。这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已经成长为较为成熟的政党制度。

 

　　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们的四个基本制度之一，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阶层、集团的力量，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发展，它有着无可比拟的特点和优势。同时，要看到的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同样存在着不足和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地方。面临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国际环境，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不同形势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中国梦中产生更加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本文是由学术期刊吧整理发布的社科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