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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看政治演说潜在的意识形态批评

  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揭示语言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批评语言学分析的重心从文学话语转移到非文学话语之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视角去了解语言与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奥地利批评话语分析家Wodak强调批评语言学是多重研究,她的话语历史分析综合各种社会历史及政治事件,对话语的不同层面进行剖析和阐释。她在和Meyer合著的书“Methods of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中指出:“政治家被看做是具体公众意见和利益的塑造者,具体体现和反映整体环境下预期公众舆论的变化以及特殊社会群体和受影响的团体不断变化的利益。因此,考虑政治话语,个人认知,群体认知及其一些可获得的有关历史语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政治话语与公共演说公共演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早期演讲的讨论,在他眼里,修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能够实现说服力的可利用的手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公共演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协商式演说、法律演说以及仪式演说。他指出以上三种类型之间可能互相会有重叠之处。
 
  政治话语一般指议会辩论、电视采访、演说、听证会和法律相关的诉讼。政治话语是一个深深烙上意识形态色彩的领域,大多数政治话语分析会考虑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此,研究文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研究它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维持一种统治关系。了解这种关系,有利于明了掌握话语权的阶层怎么通过意识形态的垄断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Johnson指出,政治话语是理性观念之间形式上的交流,谈及应该采取哪些行为来解决社会问题,旨在把所有公民带进决策的制定,(通过有效的信息和逻辑)劝服他人,并澄清哪一种行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更为有效。他的想法展示了政治话语涉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鼓励人们去参加互动,自然而然地越来越趋向于被动地去接受话语中所宣扬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话语理解成系统内的有意义的实践形式,赋予了主体和客体特性。话语是具体系统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具有内在政治性,其外在形式是一种基本制度的表现,构建了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之间的对抗和政治对持。Howarth、Norval和Stavrakakis指出话语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多多少少具有内在政治性,并根据社会政治环境可能会建构一种社会现实 。
 
  生活中常见的演说形式有很多种,如宗教宣传、学术演讲、军事演说等,其中很典型的一种形式就是政治演说。政治演说和政治立场与权力关系非常紧密,对各个国家和其人民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政治演说的研究一直以来吸引了很多学者,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具体内容和隐藏的意识形态。
 
  二、对汉森演说的批评话语分析Fairclough构建了分析话语的三维框架,任何话语都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因此,话语分析是对文本的分析,属于对形式和结构的描述,涉及到词汇、语法、语义、语音系统以及句子层面上的衔接系统。
 
  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历史上一直以来就遭受歧视。唐戈指出土著人和非土著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平等方面有着很明显的差异,人们相信很多亚洲移民引起了社会经历问题,这可能和历史上的白澳政策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有关 。作为澳大利亚众议院的一名代表,汉森是一名具有争议的澳大利亚政客。她曾经是单一民族党的党首,而这个单一民族党是一个政策激进的党派,因其在移民和土著问题上的立场而臭名昭著。汉森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用诸如“fat cats”、“bureaucrats”、“the do—gooders”来指代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描述他们“noisy”、“screamed”,并反复实用“fed up”、“the hell”这种口语情绪话词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词汇层面,还使用“swamp”,这往往是有关灾难的隐喻。Black认为,使用“Swamp”往往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并创造出一种移民外来人侵的虚假事实,传达出一种政治意识:应该制止外来移民涌人,控制其人口,以免威胁到本国的人民。
 
  在演说中,汉森把自己和其他澳大利亚白人归为一类,宣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面旗帜”的口号。一个民族即欧洲血统后代,既不是来自于第三世界的非洲移民、亚洲移民,也不是澳洲土著人。人称代词上的选择显示了她强烈的排外情绪,如“we”除了指代澳洲白人、澳洲政府,更鲜明地指代了汉森本人和她所代表的党派。第三人称代词“they”的使用往往关系到演说者负面的情绪,汉森运用大量的“they”来指代土著居民,并将其与自己隔开。演说中她提到他们引起诸如房子、福利和土地问题,制造出这样一种事实:土著居民更容易给国家带来麻烦。汉森同样谴责澳洲政府给土著居民提供土地、资金和设施。这从大量情态动词“will”的运用表现出来。“will”表示将来时,基于对说话者的信念、预测和主观意愿。它是一种明显的情态,说话者站在一种保证者的位置,表明一种态度或者承诺,并保证未来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 汉森的演讲引起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状态,波及了国内和国际关系。这其是澳大利亚本身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土著居民生活困难重重,很多人找不到好工作,只有依靠国家福利。Van Dijk认为,语篇或者谈话的话语分析策略,系统地描述了各种结构和特征,并将其与社会语境相联系。从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看,政治话语影响了政治观念 。汉森的演说,透露出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了她的种族主义者的身份。汉森言辞激烈,试图劝说议会、政府和澳洲人民接受她的政治理念。此种演说违背历史发展,并不能主导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过去时。
 
  五、结语综上所述,批评语言学是研究政治话语的有利工具,语言和社会上层建筑是紧密联系的,而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结构和说话者的政治目标在特定的背景下决定了语言的使用,更确切地说语言反映了说话者的思维、信仰、态度;反之,言语的选择和使用强化了演说者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演说者是他们代表的白人团体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他们通过演说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并让其接受他们所谓的白人至上的信条。对学习外国语言的人来说,培养批评性语言意识很重要。分析政治话语的语言,不仅仅要考虑语言的措辞,而且要把语境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增进对与政治话语相关的跨学科知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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